有一个文化传奇正在到处流传，而且业己成为这个时代文化生态聚落中的庞然大物。“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和合精神乃是未来的文明之光”，这些便是这个传奇典型的叙事调子。有人名之曰“文化民族主义”，我则愿意将它视作“东方主义”的西式话语在东方的旅行，或者称之为“‘东方主义’的东方版”。
萨伊德对于“东方主义”的剖析，乃是一次在后学精神引导下的解构行动，它解构的是西方人在“西方中心”模式下长期以来所构筑的关于东方的知识话语。这种知识话语受西方现代性取向以及殖民心态的驱动，因而充满了对于“非我族类”的东方的想象。这个想象，在萨伊德看来，是如此的远离东方本土的真实事相，故而这种知识话语得以生存的合法性大成问题。若以福柯的理论分析，那么，“东方主义”的知识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话语的影响。
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保守话语，尽管可以视之为“‘东方主义’的东方版”，但是，并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据可以证明它是直接针对“东方主义”的一次本土性应对。它的兴起，毋宁说是更多得益于本土资源。
自晚清至民国再至今天，我门本土的文化讨论，一直都是基于东方／西方二元模式之下的文化化约论。这种化约论的运作方式，大多是在东方繁茂芜杂的文化事相中抽象出几条文化律令，同时亦从西方相应地抽象出几条，然后一一比照，中西方文化优劣便朗然毕现。比如，西方文化是物质的，东方文化是精神的；西方文化是人与自然相分的，东方文化是人与自然合一的。再比如，西方文化是力的文化，东方文化是德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外在超越，东方文化是内在超越，等等。并不是说文化不可以进行必要的抽象归纳，而是说经由这种强制性的文化化约，东西方文化都被从其整个历史演变与复杂性中剥离出来，化约成了寥寥几条普遍特性。文化民族主义仍然沿用了化约论，先假想了一个与东方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的对立存在，然后，将东方文化化约成是天人合一的，或者是独具和合精神的，这种化约论显然牺牲了文化有血有肉的丰满生命，而且，它虚妄的文化想象，因为缺少客观的针对性而显得是在自说自话。
“用夏变夷”乃是中国一贯的文化心态，在古典时代，夷人一次次地入侵，却又一次次地被华夏文化所征服和同化，这便是著名的“征服者被征服”定理。众多的历史经验更加坚定了中国人“用夏变夷”的文化立场，虽然在后来的日子里这种立场吃尽了苦头之后被中国人弃之若敝履，但是，时间早已治疗好了创伤，就连那一丝对于苦痛的记忆也在时间中风干殆尽。现在，文化民族主义又祭起了“用夏变夷”的神话，按照他们的预言，21世纪将一劳永逸地完成“用夏变夷”的文化工程，届时，夷人被华夏文化化了之后，出现的是一个华夏文化作为普世文化的世界。“用夏变夷”及普世文化的构想，乃是偏狭的文化一元论，它认定每种文化在价值上有高低之分，最高价值的文化必将合理合法地在进化的链条上逐一击倒并取代低价值的文化。在帝国时代，这种一元论是所有帝国的文化梦想，在资本主义时代，它更是成为了西方的意识形态。然而，随着冷战的终结，文化一元论的神话正在被解构，它所蕴涵的殖民心态与帝国主义文化逻辑，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不齿。
中华文化将成为21世纪的普世文化，这个如诗如画般的文化之梦，若再进一步挖掘其本土资源，恐怕与儒家文化的大同乌托邦理念有深层的关联。大同，是天下（世界）政治的大同，亦是文化的大同。这个理念作为理想国，一次又一次让儒家激情澎湃，却一次也没有实现过。它愈是高远得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愈是叫儒家念兹在兹，割舍不掉，从而成为一种永恒的冲动与情结。或许正是这个情结，抚慰着苦痛，激发起混乱中的人们对于秩序的渴望，同时，也撩拨起中国知识人构建乌托邦文化工程的浪漫冲动。在一定意义上，务使中华文化作为21世纪的普世文化，正可视为乌托邦的浪漫冲动在现代语境下的一次大发作，它发作后的结果，如果不是灾难性的，至少也会让中国心灵再遭受一次无谓的幻灭。
“东方主义”得以在东方旅行，除了本土思想资源的支援，还有本土现实的刺激。不过，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后冷战秩序下文化认同的驱动。按照亨廷顿的意见，冷战终结后，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以文化（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世界将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这一切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后冷战时代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纷争之上的文化认同日趋强烈，尤其是非西方社会开始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而文化认同之所以日益凸显，一方面因为个人层面上由社会经济现代化所导致的混乱与异化，迫切需要通过对更有意义的文化的认同来加以消除；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层面上西方长期以来的强势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刺激，引发了非西方社会的本土认同和文化复兴。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认同是被看作一种整合社会秩序从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战略。文化民族主义正是利用了文化认同的上述两面功效，在整合现代中国人基于传统断裂而导致的迷失心灵的同时，在文化的旗帜下，再创造一个东方的神话。
正如同“东方主义”有一个关于东方的扭曲性想象，文化民族主义也有一个关于西方的想象。这个想象的图景自然是相当的糟糕，不外乎是道德沦丧，人欲横流，心灵分裂，严重异化；或者，人与自然的亲和性日益稀缺，人发疯一般开发自然，致使水土流失，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类生存面临危机；或者，科学也疯狂，技术神话正在成为人类的梦魇，总有一天人类会在自己亲手创造的技术面前走向毁灭。从大清的遗老遗少到改革家梁启超辈，再到今天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他们关于西方的想象竟是如此相似，以致我们有可能替他们建构起一整套关于西方的知识。很显然，这一套知识就像“东方主义”一样，乃是一套扭曲性的伪知识。值得追问的是，这套伪知识是凭借了一种什么机制建构起来的？
若循着“东方主义”的知识谱系进行一番知识考古，可以发现权力与知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化民族主义的知识话语在与权力的关系上具有同样的逻辑，它企图经由知识话语的建构，摧毁西方的文化霸权，从而在本土建立一个新的东方话语系统。于是，这个“东方”再也不是西方眼中客体化的东方，而是东方将自身主体化，并进而推向全世界，成为供人仿效的普遍模式。通过这一套运作，“东方主义”完成了它在东方的旅行。
